一个维族家庭的生活：不去讲经班遭亲戚排斥(转载）(转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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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0年库尔班江(左三)和父母及其大外甥
　　“巴扎”，系维吾尔语，意为集市、农贸市场，它遍布新疆城乡。在南疆维吾尔人聚居地区，差不多每个乡镇、交通路口，都有巴扎。新疆因地处丝绸之路这条中西贸易通道的中段，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人具有重商，崇商，经商的传统。新疆各地的巴扎，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
　　库尔班江·赛买提：1982年生于新疆和田，维吾尔族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自由摄影师、摄像师、独立策展人。纪录片作品有《森林之歌》、《好运北京》、《岁月山河》、《舌尖上的中国Ⅱ》、《时尚圈》、《丝路，重新开始的旅程》、《时·光》、《汶川生者一年间》
　　原标题：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库尔班江一家的“开放年代”
　　口述／库尔班江·赛买提 采访整理／《凤凰周刊》 张弛
　　核心提示：《凤凰周刊》封面故事《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》，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、内地的经历和感受，试图令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。文章的口述者库尔班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他谈到因为兄妹几个不去讲经班，全家人受到了亲戚的排斥。
　　上世纪80年代起，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，走出新疆，频繁进入内地。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、宗教、民族的观念，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。
　　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。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，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，对宗教、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，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，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。
　　以下全文独家曝光
　　绿洲城市和田是中国最西部的城市之一，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之中。和田距离北京超过4000公里，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也超过1000公里。过于遥远的距离使得和田人看外面，尤其是口内（新疆方言，内地），以及口内人看和田，都极度困难。即使今日互联网高度发达，陌生感、误解和疑惑依然充斥心间。
　　而近年来在和田发生的几次极端暴力事件，以及一些被披露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，不时出现施暴者和田籍贯的信息，令和田被动地成为口内人颇为关注，些许恐惧，希望了解，却又所知甚少的地方。
　　作为传统维吾尔族居所，和田是否受到全球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？和田的维吾尔族社会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形？当和田人来到口内，会是怎样的经历、遭遇和内心感受？而走出去的和田人，回到故乡后，又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和矛盾？尤其是，与口内人同样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的现代化，同样面临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和信息化社会的急遽转型，和田人的经历是怎么样的？所有这些，都是大多数公众茫然无知的。
　　本文无意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。但通过一个传统和田维吾尔族家庭30多年来在和田、口内多地的经历和感受，通过主人公库尔班江用新疆风味汉语的喃喃自语，试图令读者更多一点地了解维吾尔族人的经历和内心。
　　上世纪80年代起，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，开始走出新疆，频繁进入口内。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、宗教、民族的观念，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：老大（库尔班江）在北京拍摄纪录片，二女儿在和田从事汉语教育，三儿子在深圳做玉石生意，四儿子在深圳影楼工作。
　　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。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，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，对宗教、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，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，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。
　　最近关于新疆的事情特别多，我特别难受。这种难受劲儿没法用语言表达，新疆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热门话题。
　　3月1日昆明暴恐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，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。一看昆明出了事，我心里就开始不安，一直盯着手机看新闻，越看越不安，因为有人提到行凶者穿着黑衣。我有70%的预判，这件事与新疆有关。等后来消息确认，我整个人都瘫痪了，在家里待了一天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哪里都不想去。这种感觉，2009年“七五事件”的时候有过，但这次更恐慌。怎么说呢，发生在新疆，对很多人来说毕竟是很遥远的，但这次是昆明，就像在家门口一样。我想，这对于内地普通民众的影响更大。
　　3月2日那天，我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，以前从来没有过，我心情更不好了。对方倒是没说什么，也很客气。问我：你要继续待在北京吗，有要回新疆的打算吗？我说，老婆孩子、房子都在北京，我打算一直待在这儿。他们就把电话挂了。我给周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，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。一个朋友，是个女孩，派出所的直接去了她的住所，说是安全检查，把她吓坏了。派出所的走了以后，她很害怕，就给房东打电话。房东说，我知道，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。后来房东又说，对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什么都别想，好好工作，外出注意。我朋友感动得直掉眼泪。
　　然后就是马航的事，先是说飞机上有一个新疆人，于是有了各种猜测。那个人恰好是我的朋友，一个画家，我赶紧把他的一些信息发到网上，澄清事实，消除误解。接着长沙又出了事（编者注：3月14日，长沙两名新疆籍商贩因纠纷互殴，4名无辜市民被殃及身亡。两名商贩，一人互殴中被砍死，另一人被警方当场击毙），网上再次对新疆人骂声一片，但这一次，我任何消息都没有发，这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没什么本质不同。昆明的事情是恐怖袭击，长沙的是刑事案件，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　　我想，新疆人的形象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我要实实在在做点事情，让外界了解新疆，了解新疆人：其实他们和所有人一样，只是为了过好日子。我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拍摄纪录片，但可以用图片来讲述这些人的故事。从3月3日起，我就一个个地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，各个民族都有，拍照片、写故事。现在我已经拍了差不多30个人，有打馕的，卖烤肉的，在医院、科研单位、传媒行业工作的，还有设计师。希望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，让大众知道普通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的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
　　同样，我也要说出我自己和家人的故事。一个和田的维吾尔族家庭，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改革开放年代，以及在内地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。
　　“库爸三迁”
　　和田是新疆非常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，但我们家与其他家庭有些不一样。我们家四个孩子，三个不在新疆工作和生活。老三继承了家族的生意，在深圳开玉器店，老四在深圳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后期处理。只有妹妹在和田当汉语老师。
　　在南疆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家庭。这归功于我的父母，尤其是我父亲。他喜欢跟别人聊天，尊重有学问的人，不断学习。父亲是阿图什人，不论经商理念，还是做人做事的方式，都跟一般的玉石商人不一样。
　　大概在1984年前后，刚改革开放不久，我父亲做玉石生意，开始频繁往内地跑，眼界变得开阔。回来后，经常给我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。
　　父亲说，你们是男孩，一定要出去。他经常对亲戚朋友们说，三个儿子，我一定要把他们都赶出和田。他真的做到了。我觉得父亲的包容性、对一些事情的理解，真的超过很多干部。所以我们家的孩子，包括对宗教的看法，跟和田别的维吾尔族家庭都不一样。
　　我小时候家境很好，在和田数一数二。父亲没有上过学，母亲也一样，都是地道的农民。但父亲坚持要我们上学。他经常说，自己就是没读过书，吃过很多苦。如果他没钱了，哪怕卖掉裤子，也要供我们上学。了解南疆的人都知道，在和田那个地方，又是传统的维吾尔族农民家庭，这非常难得。
　　小时候，我们兄妹都不会念《古兰经》。每到寒暑假，妈妈就想把我们送到阿訇或者伊玛目（伊斯兰教教职称谓）办的讲经班，但父亲坚决反对。这件事上，他们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。
　　我父亲认为，孩子还小，等长大后自己有了感悟，再让他们自己选择也不迟。但我妈担心，如果不去学经，以后会成为别人眼中的“异教徒”，不被当地社会接纳。我爸说，所有的罪恶，由他一个人来承担。小的时候，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慢慢地，特别是这几年，和田的宗教氛围更保守、环境更恶劣，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伟大了。
　　我父亲讲的故事，几乎都跟教育、知识、上学有关，几乎没听他说过谁赚了多少钱、生意做到多大。有一次从广州到上海的飞机上，他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，是个教师。她有两个儿子，都在美国读书、工作。父亲很有感触，回来跟我们说了好几次。
　　1996年左右，很多台湾人经香港转道上海，将和田玉贩卖到台湾。据说当年在上海，第一个把和田玉卖到一公斤一万元的就是我父亲。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台湾客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：大儿子不爱上学，还乱花钱，在学校里开最好的车，那个人就把大儿子赶出家门。他说，这是要做给另外两个孩子看，否则三个孩子就都毁了。
　　父亲讲的这些故事，无意中给我们灌输了一些观念。他经常说，肚子里面没有墨，你怎么能写出字来？其实具体的学习方面，他很少管，从来不给我们压力。父亲不识字，也不知道我们成绩怎样，他只是不停地搬家，给我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。
　　汉族有个故事叫“孟母三迁”，小时候我们也搬过三次家，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，但当时我没听过这个故事。第一个家很大，是姥姥留下的房子，从住的地方走到大门需要15分钟，要穿过一片森林。但周边环境很杂乱，住的是生意人，家里的小孩都不上学。后来搬到一个监狱旁边，环境倒是很安静，只有三家人，但小孩也很少，没有人跟我们玩。住了两年多时间，就又搬家了。这次是一个小两层，周围住的都是干部，一出门，就是和田市一个退休市长的房子。
　　到那里后，我们不逃学了，学习也变好了，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。住我家对面的是一个医生，老婆在银行工作，四个孩子，最大的在天津上大学，两个女儿是“民考汉”，还有一个儿子学的是音乐，我们就跟他们一起玩。当时，我的汉语还是不好。和田那个环境，学汉语真的太难了（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约为96.4%）。一直到1998年我上初中，我还只认识“我、你、他、爱”这几个字。因为喜欢邻居家那个学汉语的维吾尔族女孩，想给她写信，初三时我第一次动笔写汉字，写的是“我爱你”。
　　为了我们的学习，母亲付出的代价特别大。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，有时几个月都没有消息。记得我六七岁那年，父亲一年多没有回家，妈妈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。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，冬天下着雪，特别冷，妈妈穿着一件宽大的皮衣，抱着老三在街边摆摊卖苹果。很多人对母亲说，让你大儿子帮忙不行吗？那个时候，没有义务教育的概念，和田很多家庭都是让孩子给大人当帮手，但是妈妈没有。
　　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没去过讲经班，妈妈现在快60岁的人了，她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。即使偶尔见面，也是刺激她，“你看，跟你们家孩子说话，需要请一个翻译”。意思是，你的孩子都是“汉族人”。其实我们维语都很流利，交流根本没有问题。我们也被亲戚排斥在外，妈妈的家族中，30多个表兄妹从小都不跟我们玩，说我们是“卡菲尔”（异教徒）。母亲特别痛苦，父亲也特别难受。
　　其实，我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，每天做五次礼拜，斋月时封斋，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宗教是向善和励志的。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，信仰也与生俱来，我们成人之后，才了解父亲的苦心。学习科学、文化，掌握知识，见过了世面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宗教，才能把学过的东西和背诵的条文变成智慧。
　　朝觐的波折
　　现在母亲的最大心愿，是去麦加“朝觐”。因为沙特每年给中国的朝觐指标有限，新疆特别是和田要去的穆斯林人数太多，四年前她就开始排队申请，但最近村里干部告诉她，她可能去不成了。
　　“朝觐”是穆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功修。以前我们家有钱的时候，去麦加很容易，当时指标也没这么紧张，但我父母的想法，是首先要把4个孩子培养成人，然后才会考虑去朝觐。在和田，这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。
　　我父亲的观点，朝觐不过是最近和田的一种时髦。他一直认为，安拉就在我心里，麦加就在我身边。作为穆斯林，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，如果有多余的钱，就供贫困的小孩上学，再有钱，可以去修路架桥。反正无论做什么，安拉都会知道的，不一定非得去麦加。
　　但我们几个孩子，都想成全母亲这辈子唯一的心愿。其实，去年（2013年）村里一个干部通知我妈，说已经轮到她了，她特别高兴，但后来却没了消息。等到同村去朝觐的人都回来了，我妈去问，才知道她的指标被别人顶了，因为我妈没送钱。
　　我妈不想花钱去做这件事，我爸也一样，尤其是这种很神圣的事情，花钱味道就变了。但在和田，不花钱办不成事，朝觐指标也是明码标价。我心里很不舒服，说别跟妈妈讲，我们花点钱让她去吧。我找到一个官员打听，得到的答复是，你妈去不了，因为你家里有公职人员，而且身份证上的年龄已经超过60岁。
　　公职人员就是我妹妹，她是和田市拉斯奎镇中学的教师。我想不通的是，妹妹已经出嫁，户口也不跟父母在一起，怎么就能影响到我妈的朝觐呢？
　　我妈很伤心，哭着跟我说，不去就不去吧。我妹妹不忍心，告诉我说，要不我辞职吧。我又给那个官员打电话，问如果我妹妹辞职，我妈能去朝觐吗？那个官员说，还是不行，她老公也是老师。
　　在南疆，维吾尔族找工作本来就很难，许多人是当协警或者教师，其他机关单位很难进去。我曾去过和田县一个偏远乡镇，当地宣传动员组9个人，只有一个是维吾尔族，这个维吾尔族还是司机。我说你们都是汉族，也不懂维语，这个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怎么做？他们回答，就那么做。干部这么脱离群众，基层怎么会没有矛盾？
　　在我母亲朝觐的事情上，我相信和田一些官员的做法是不对的，这不是国家的政策，也不是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政策。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，会很严重。好在我们家的孩子受过教育，能想通这一点，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。
　　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们，上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哪个是“黑”哪个是“白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能明白他所指的“黑白”是什么，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极端片面的想法，但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时，不会以他们那种极端的方式来理解，会更冷静、客观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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